当下的中国教育图景，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失衡：一是义务教育发展在城乡之间的失衡，二是义务教育行为选择在不同区域乡村社会之间的失衡。

社会大众可能关注前者胜过了关注后者，因此讨论了很多有关教育资源分配、户籍制度、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城乡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2006年开始，便已规定全国实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负担大大减轻，但是在统一的国家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民对受教育行为的选择，在不同农村地区，却大相径庭：一些农村地区儿童辍学现象仍较严重，另一些农村地区却出现高度教育竞争，家长陪读成风。

这里我想谈谈乡村义务教育行为的区域间失衡问题。

从广西大宁村的调查说起

笔者2019年5月调查了广西大宁村，该村有3人辍学。这3个人都未满16岁，初中未毕业就都去广州打零工，因年龄原因而进不了工厂。村干部和镇领导负责劝返未果，老师负责劝返也“找不到人”。对于辍学现象，村民的看法是“他们自己不想读，父母也不能强制”（20190517 韦JL）。

以上村民的看法，在大宁村极具代表性。当地村民在子女的教育上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投资与回报的平衡，主要根据孩子的成绩，选择性地重点支持其中具有学习禀赋的孩子；二是仍然具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受教育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优先支持男性。

其中第一个特点，表现为教育投入选择的极端化：“要么就完全不管，要么就倾尽全力陪读。”“能读就砸锅卖铁地投入，不行就去读技校，该打工打工，该种田种田。”（20190517 韦JL）因此在大宁村，能上大学的孩子就基本是重点大学，父母不会苛求每一个孩子都一定要上大学。父母一般会基于机会成本和对孩子发展预期的考虑而进行教育投入，并且一旦投入就一定期待有回报，包括对其回馈家乡的预期。

之所以大宁村的父母在教育上表现出“选择性投入”，首先与家庭所在的村庄社会结构有关。大宁村所在的宗族性村庄结构，属于“吸附性社会”。由于宗族血缘关系的包容性和互助网络的吸附性，村民“走出去”进入市场的动力不强。村庄对走出去的村民反馈家乡的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村民走出去的动力。

家庭所在的村庄社会结构，直接影响到村民的代际责任观，进一步影响到村民的家庭教育意识，即村民“愿不愿意投入教育”的问题。对比为了孩子自己未来的发展而非为了家庭的再生产而投入教育的原子化地区农村（重视教育责任），以及在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关切子代婚姻、为子代成婚的投入挤压教育投入的华北小亲族地区农村（重视婚姻责任），在重视村庄整合而非排斥的宗族性地区（重视养育责任），教育本身更多是作为受教育者的孩子自己的事情，父代不为子代成长而挤压自己的消费和生活。

其次，“选择性投入”更与家庭目标定位有关。家庭的目标定位，直接影响到家庭对教育投入的目标定位。考察大宁村农户的家庭目标定位，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农户实现家庭城市化的动力；二是农户在家庭积累方面的表现。

从农户实现家庭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来看，大宁村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急切地追求城市化的期待，村庄整体呈现出内向型发展的价值面向。这种价值面向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到。

首先，大宁村大部分的村民都选择在村内建房，村庄的常住人口多，夫妻分工是主要的家计模式。在天马自然村的42户中，10多户在附近宾阳县城、黎塘镇买房，4户在广东省东门县等地买房，其余全部都在村内建房。这些在外买房的村民中，有的甚至仍然常住在村里。

其次，大宁村村民即使移居城镇，户口已经不在村内，其心理认同和人生的意义归属仍在村内。每逢春节、清明祭祖、丧葬仪式，他们都会回村，参与仪式人情。在村庄内需要修路时，他们也会捐款。从村庄的整体舆论氛围来看，如果缺席扫墓，会招来“老祖宗都不要了”的舆论评价；如果修路时不捐钱，也会被给予负面的评价。关键的一点是，移居城镇的群体仍然特别在意村庄的舆论评价，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心理认同仍然留在村内。

第三，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十分看重家庭，并在父母年老时宁愿放弃打工，而选择回乡以尽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

大宁村农户的家庭之所以在整体会表现出内向型发展的价值面向，与当地所具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有直接关系。

由于广西的气候常年适宜种植多种经济作物，村内人均耕地面积大，村民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就能获得相当于务工收入的农业剩余。再加上距离广东省较近，附近的乡镇也有制衣厂、电子厂、缫丝厂、洗涤厂，村民务工兼业从90年代就开始兴起，本地务工也使“离土不离乡”成为可能。

此外，宗族的统合力量，也使村民与村庄事务产生紧密的意义连带，并具有对叶落归根的心理预期。宗族的存在，也使村民缺少主动冒险的动力，在心理上依赖宗族的保护。大部分父代的学历仅达初中毕业，不高的学历也限制了他们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立足之处。

又由于村内对宅基地缺少行政管控和规划，村民可在其承包的旱地上随意建房，整个村庄和临近地域的生产系统就能够满足大部分农户的家庭再生产需求，使得进城生活的价值和必要性并不能得到突显。

而从农户在家庭积累方面的表现来看，大宁村同时呈现出家庭积累能力较强和家庭积累目标分散这两个特点。

大宁村农户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夫妻分工并存，务农收入高。一些妇女在抚养小孩的同时，还会务农、在附近打零工，而青年男性外出务工。这样的复合家计模式，提高了家庭积累能力。

与此同时，由于婚姻成本低，以及可能产生于婚姻压力、城市化压力、教育压力的家庭再生产压力不大，代际资源在使用和配置上相对独立，父代对子代资助不多，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压力不大。再加上村庄内人情往来相对较少，所需人情开支金额不大，消费不高，家庭攒钱积累的动力并不强，使得家庭并不具有明确的发展性目标。

由于家庭策略受到家庭目标的调控，家庭目标的分散，劳动力配置、家庭积累和家庭资源的使用都不会聚焦于子代或特定事项，家庭资源整合能力并不强。其表现就是家庭资源分散于家庭成员、代际之间，容易耗散于日常生活之中，只能维持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家庭的消费显得生活化且随意，缺乏长远的目标规划。

比如农户马WH农业纯收入一年有4万元，由于没有技术能力，他也做为商家做活动搭建舞台的零工，每天挣150元。2018年，他的零工收入达1万多元。同年，他的妻子所在的工厂倒闭，补偿了7万多元。他2019年就用这笔补偿款和自己攒的钱，买了一部13万元的车。他买车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接送小孩比摩托车方便”；二是“打零工时间算不定，半夜凌晨回来，天冷开摩托车的话手都冻完了”。（20190519 马WH）

同样是农户马WH，为了让儿子不与他觉得素质低且调皮的同龄人玩，在儿子上小学的2016年就花费4000元买了一台电脑。在儿子上中学住校后，由于一个月只回家一次，家中的电脑随之闲置。（20190519 马WH）

又如52岁的农户陈NT，从外出务工的本生产队农户那里租了2亩旱地、4亩水田，并于2019年买了价值7000多元的插秧机。据他说，村里农户有钱就买插秧机，本生产队有一半农户都购置了插秧机。至于购买插秧机的理由：一是增加产量，且插得均匀；二是不用插秧机插秧需要一个星期，插了自己的水田就不想帮别人插了，因为天气太热，请人也不容易；而插秧机可以降低辛苦度，将插秧时间缩短到2-3天；三是由于田分块，若用插秧机帮助别人插秧，移动也非常困难。（20190524 陈NT）

在调查期间，傍晚农户都会敞开自家大门，坐在门口吃晚饭。调查者能够看到不少农户的房子虽然外墙仍然红砖裸露，客厅里的陈设和装修却相对丰富，比如装有雕花的多层置物格架，在墙上贴着画满竹林的庭院风格的墙纸。养鸡的农户也吃着鸡腿，自给自足。

总体来说，当地家庭积累耗散于以改善生活为目标的细小琐碎的生活性消费，或者暂时的需求。需要聚焦和整合家庭资源的目标缺失，以及恰好能够支撑消费的收入水平，使农户不用考虑为积攒财富而回避即时消费、寻找其他降低成本的替代性方案。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对“选择性投入”的判断和解释，只适用于大宁村男性受教育的家庭投入情况。由于重男轻女的倾向仍存在，村民认为女儿终归要出嫁而成为别人家的人，“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则家庭的教育投入又呈现出“优先男性”和“普遍性投入”的逻辑。比如当地曾出现“女儿成绩比儿子好，能上重点高中，因父亲偏心，供儿子不供女儿，女儿不认父亲或上吊”的事例（20190524 陈NT）。而女儿即使成绩好，可以上高中，但当还有弟弟或妹妹需要上学时，父母并不会“砸锅卖铁”或者借钱供女儿上高中，而是做出不让女儿上高中的选择（20190527 陈BM）。

大宁村的调查经验，为我们从家庭目标和代际责任的角度理解乡村受教育行为，提供了思路。其基本逻辑是，家庭目标和代际责任，共同作用于家庭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式，进而影响到村民对受教育行为的选择。教育本身是一种家庭发展策略，因此义务教育是服务于家庭发展的选项之一。家庭要不要发展（是否满足于简单再生产？），家庭如何发展（靠生养？靠婚姻？靠教育？），都会导致村民对受教育行为产生不同的态度。

而村民关于“家庭要不要实现阶层跃升”和“家庭如何发展”的选择，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并将此纳入地域比较的分析视野。

家庭目标：家庭要不要实现阶层跃升？

（1）类型一：维持小农生活

该类型家庭目标，一般出现在农业剩余较多的地区，粗放式的农业经营，就足以实现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内部循环：老人在家种地带孩子、获得农业收入，年轻人外出获得务工收入，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就可以让村民过上在村庄中较为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一切都在按照长久以来既有的秩序进行，他们觉得村庄里的生活只要能满足自给自足的衣食温饱、口腹之欲、食色之性，只要能吃喝玩乐，就已经足够。那里的人们通常过着闲散而享受的日子，他们习惯于“慢节奏、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觉得辛苦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快节奏、高收入、高消费”的现代性城市世界只能给他们带来迷茫和巨大的心理压力。

（2）类型二：实现家庭的阶层跃升

该类型家庭目标，一般出现在农业剩余不多、现代性高度渗透进村庄社会的地区。这样的家庭所追求的是家庭收入的最大化，所遵循的并非挣多少花多少的即时性消费逻辑，和重复性的小农循环经济与家庭简单再生产逻辑。家庭成员往往认为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更优越，相比务工和从事脑力劳动的辛苦，在家务农才是又辛苦又挣不到什么钱的行当。因此这样的家庭内部充满斗志，家庭整合所有资源用于实现脱离农业、拥抱城市的梦想。

（3）类型三：维持较高水平的家庭社会地位

该类型家庭目标，一般出现在全国乡村社会的经济高地。与争取更高的家庭阶层地位相比，家庭成员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家庭阶层地位的下滑。

代际责任：家庭如何发展？

（1）南方农村：生养>学校教育

在以广西为代表的南方农村，村民普遍认为家庭的发展重在“生养—回馈”。父代重视生养责任，首先是生儿子传宗接代，而养育行为基本伴随着对子代回馈家族乡邻的期待。如果不能回馈家族乡邻，不能帮衬父老乡亲，父代的养育就是失败的。因此，与受教育相比，如何让子代能够更好地对家乡父老产生资源输入，是父代养育过程中所要着重考虑的。而使子代对家乡产生回馈，最重要的是教化子代认祖归宗的乡土意识，而资源输入的能力提升则靠子代自己在社会上的摸爬滚打。

学校教育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回馈周期长。再加上如今学历贬值的大趋势，重视子女的教育实在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如果孩子不是特别愿意读书，父代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保住养育责任这个根本底线，子女未来如何发展就随他去吧，如果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无所谓，只要将来回来养老、回馈家族乡邻就可以了。家庭的发展，特别如果仅仅满足于简单再生产的话，靠“生养—回馈”这条主线就足以支撑维系下去。

（2）北方农村：婚姻>学校教育

相比之下，在安徽、河南等北方农村，父代普遍将子代婚姻视为自己必须拼尽全力去完成的重要人生任务，因为子代的婚姻成为男方父母参与村庄社会竞争的重要焦点，家庭的发展靠的是以子代的婚姻为联结的代代相续，儿子娶不到媳妇被社会舆论视为父母无能的表征。

如果孩子学习成绩好，自己爱学习，是个考上名牌大学的苗子，将来有望安住于城市内部，脱离乡土社会的竞争圈层，这当然另当别论。

但如果孩子学习本来就是半推半就，将来可能只能上个普通大学甚至专科学校，不但难以稳定在城市就业，反而会推延结婚年龄，错过本地婚姻市场的最佳择偶期，这在父母看来就意味着婚姻大事的不确定性和他们对于子代婚姻的不可掌控感。再加上村民认为外地婚姻不稳定，是本地婚姻市场竞争失败、家庭无能的表现，而他们在北方农村又常常感受到因竞争激烈的本地婚姻市场而形成的婚姻焦虑——

生育的男孩偏好，导致本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全国性婚姻市场只能为年轻男性提供婚姻配对的底线机会，选择空间小；本地女性外流多于男性、流出本地的女性多于流入本地的女性，女性资源稀缺；当男性父母、女性父母也参与进来时：其中，男性的父母介入，等于增加了市场里“抓取”女性的主体数量，使需求方数量倍增，女性显得更加供不应求；而女性的父母的介入，增加了考虑是否选择某个特定男性的主体，女性的父母和女性本人可能意见不一致，增加了男女双方交涉时谈判破裂的风险，导致竞争中匹配成功的难度加大

——那么，早日托媒人增加相亲机会，完成帮助子女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子代早日打工挣钱、参与婚姻市场的竞争，远比受教育重要。

（3）中部农村：学校教育>婚姻、生养

不论是南方农村，还是北方农村，村民将“生养”和“婚姻”视为家庭发展的方式，其背后都隐藏着笼罩性的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影子——南方农村团结型社会结构对“延续”和“回馈”的索要，以及北方农村分裂型社会结构对“竞争”的催化。

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父母的社会关系网，能够支持家庭采取“普遍性投入”的家庭投入方式，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学，当然他们大多数都只能上较为一般的大学。加之发达地区城市的很多岗位就是专为本地人而设，发达地区的普通大学毕业生也能在当地获得并不算差的就业机会。而对于外地人而言，只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才能在城市获得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就业机会，普通农民工或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务工所得与在村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不大。

因此，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中西部地区，不论是南方农村，还是北方农村，培养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意义不大。他们或者着力培养有能力的孩子上重点大学，或者让孩子务工或务农，才是理性的选择。如果孩子没有绝对大的把握通过教育，完全进入现代性的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进而完全超越这套乡土伦理结构，那么对父母而言，风险最小的家庭发展策略，就是以传统的乡土伦理为重。

而中部农村，由于不存在笼罩性的村庄结构性力量，家庭发展方式没有被“生养—回馈”的逻辑和面向子代的“婚姻责任”所裹挟，因而显得相对独立于村庄社会。

中部农村中，父代与子代更多是一种基于私人情感的代际责任连带，其代际责任较少受到来自外在于核心家庭的村庄社会的规定。但另一方面，这种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也将每一个家庭都开放给了村庄之外的全社会，这样一来，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在社会整体的结构序列之下重新定位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完全进入现代性的城市生活”就不再是一个或然性的选项，而成为了代际责任所倾注的目标本身。因此教育投入成了家庭开支的重中之重，看管孩子学习、尽己所能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到城里“陪读”就成了父代积极选择的行为。于是中部农村年轻人普遍初婚年龄较晚，而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

（4）东部农村：学校教育=婚姻

与上述中西部农村不同，东部农村已经实现高度的在地工业化。普工与技工的工资水平，与以学历为基础的受教育水平直接挂钩。而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子代是否有能力维持家庭的阶层地位，并找到与家庭所在阶层地位相近的结婚对象，防止家庭地位因下嫁或下娶而下滑。因此，学校教育成为守护家庭地位的突破口。在学校教育与收入、婚姻和阶层地位相互绑定的情况下，为了家庭社会地位的延续，父母将家庭资源的积累聚焦到对子代的教育中来。

总 结

在家庭目标与代际责任的交叉作用下，我们发现如下规律，此规律也得到了更多调查资料的验证：

1、维持小农生活——生养>学校教育——辍学率较高

2、维持小农生活——婚姻>学校教育——辍学率较高

3、实现家庭的阶层跃升——学校教育>婚姻、生养——辍学率很低

4、维持较高水平的家庭社会地位——学校教育=婚姻——辍学率很低

“许多致⼒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的⼼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写的。人的现代化，就是要将带着传统特性的人重新社会化，赋予其现代性。

教育，具有传授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功能、控制人口的功能、法制的功能、协调社会职业体系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功能，以及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等等。通过学校教育，子代可以学到科学知识，形成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体验到长辈所未曾经历或思考过的生活和世界。

然而，所谓教育问题，是被社会结构及其背后关乎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追求的文化心理构造所定义的。如果要使农民的受教育行为有所改变，也许改变他们的家庭目标和代际责任更为根本，但这又岂在朝夕之间呢？

（冯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转载自明泽川基层观察